红军飞越大渡河油画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极为震怒，决定亲往昆明督战，计划纠集15～20万兵力在大渡河畔布防，严密封锁，企图凭借其优势兵力，利用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这样一个有利的三角地带，“根本歼灭”红军。他电令各军：“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彝汉杂居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此战，中央红军共有5个军团（1、3、5、9军团）另2个师（1、2师），共16个团。
薛岳指挥的追击部队共10个师另4个旅，总兵力近10万，北渡金沙江后一路紧追不舍。而担负截击任务的兵力有刘文辉、杨森、潘文华部的3个军2个师12个旅。
大渡河，位于四川省中西部，是长江支流岷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于四川省乐山市城南注入岷江，全长1062公里。
在四川境内，大渡河自泸定南流，于越西、汉源交界处突折向东（安顺场渡口就在这个近似直角的拐弯处北侧），穿过白马山脉，经富林与大树堡之间，进入峨边彝族自治县境内。在安顺场，北岸地势陡峭，南岸相对平缓。大渡河有两个支流，一条为松林河，从九龙县向东，经湾坝、洪坝，从安顺场北侧汇入大渡河；另一条为老鸦漩河，从菩萨冈流出，经擦罗彝族乡、回隆乡、石棉县，于安顺场东汇入大渡河。
大渡河紧扣大峡谷
大渡河到底有多险？
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1981年7月来中国旅游，参观了安顺场红军渡河点之后写道：“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象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有几处，河水还以异常的速度倒流回环。我们一行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水流现象，时而回流，时而顺流，时而倒流，似乎和地球的引力场不发生关系，原来大渡河自有它自己的生活规律！”——（布热津斯基：《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
蒋介石想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但中央红军1军团1师1团政委黎林说：“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我们一定会在大渡河上，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正如蒋介石所言，大渡河确实是当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
影视作品中的石达开及所部
咸丰六年（即1856年），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内讧，自相残杀，其境况完全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韦昌辉杀杨秀清全家及近臣2万余人，洪秀全又杀“韦党”骨干200余人。此时的太平天国天京政令纪纲紊乱如麻，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此时，太平天国开国八王，除洪秀全外，石达开是仅存的一个。石达开平定内乱后，天国朝上朝下一致推举其主持大政，但是洪秀全的两个兄弟，洪仁发、洪仁达在洪秀全面前不断谗言，加之洪秀全亦非明主，开始对石达开有所猜忌，洪秀全的猜忌和洪氏家族的挟持让石达开不堪忍受，遂于1857年率10万大军出走。
石达开率部出了南京，一路西行，沿途发布文告，传谕军民，将其含冤受屈，被迫出走的情况一一告知，想以此引起其他太平军的同情，进而跟随他一路远征。石达开表面上出走远征，实际上是想以四川这个富庶之地为根据地，割据称雄，欲学汉末三分天下之势。但其一路征战，屡战屡败，又无后援。之后的6年内，石达开转战皖、赣、浙、闽、湘、桂、鄂、黔、蜀、康（西康），以至陕、甘等十余省，迂回曲折，行程数万里，最终覆灭在大渡河的紫打地（即安顺场）。
1862年（同治元年）正月下旬，石达开大军由湘鄂边境进入四川，占领石柱厅（今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之后的3月份进攻涪州（今重庆涪陵），10月份进攻叙州（今四川宜宾）均以失败告终，不得不于年底率军进入云南境内。
1863年3月上旬，石达开部将赖裕新、郑永和等部北进四川西部越巂厅（西康），与清军参将杨应刚、土司（彝族）岑承恩作战。赖裕新阵亡，郑永和率部渡大渡河经荥经县北上，与陕南扶王陈得才部会于汉中。
3月25日，石达开率部自云南昭通抢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宁远府（今西昌县），一路北进。企图乘川军追郑永和部之机，进入四川腹地。3月底，到达土司千户王应元所辖的紫打地，想从这里渡过大渡河北上，与赖裕新部会合（尚不知赖部已被清军剿灭）。
石达开大渡河受挫经过要图
石达开部赶到紫打地，连日暴雨，河水陡涨，清军又以重兵守于大渡河对岸。石达开不顾渡河的艰难险阻，于4月17日，以四五千人乘筏船抢渡，被北岸清军炮击，筏船皆毁，伤亡颇重。后决定向左西渡松林河，夺占泸定桥、直趋天全，但受土司王应元等部阻击，未能如愿。
石达开军被清军和土司岑承恩等部压缩于安顺场的狭小地域内，粮草断绝，外无援兵，想从隘口突围，又被清军从山顶施放的滚木礌石所阻。至此，石达开自知已陷绝境，于是让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投河自尽。随后，在清军“投降免死”的欺骗下，于1863年（同治二年）4月27日，对其部下说：“他一人自赴敌军，尔等可免死”，投向岑承恩营。清军并未兑现诺言，而是将太平军战士2000余人全部处死，将石达开押往成都。四川巡抚骆秉章将这位年仅33岁的太平军大将“凌迟”处死。
当然，也有野史说，石达开在江西时收养有一义女，其丈夫马某酷似石达开，投清军的实际上是马某，而石达开则逃到峨眉山削发为僧了，云云，读者权当一乐吧。
至此，石达开部的10万大军，历时6年之久的远征，除郑永和率部北走陕西汉中与扶王陈得才会合外，其余全部覆灭。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一部占领了安顺场渡口，但红军手里只有1艘渡船，还没有船工。
安顺场渡口
1团团长杨得志在回忆录中说：“占领了安顺场，我来到河边，只见两岸都是连绵高山。河宽300米，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卷起老高的白浪……我首先想到的是凫水，可是河宽、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
1营营长孙继先派许多人到周围山沟里找船工，最终找来了30个船工，军委工兵营营长王耀南对船工说：帮助红军渡河，第1船的船工，每个船工给100个袁大头，100斤大米。这些船工里面，只有1个船工见过袁大头。船工干1年都挣不到1个袁大头。几乎所有的船工都要当第一船的船工。王耀南挑了8个船工。
25日清晨，孙继先组织17人的勇士队强渡大渡河。这些勇士，每人脖子上挂着一支MP18德式冲锋枪，背后背着一把大刀，腰里插着一支驳壳枪、别着8个手榴弹。
经过半小时的激战，红军木船终于到达对岸，17个勇士跳上岸。
1939年9月斯诺与大渡河英雄们合影，他们大都在后来的抗日与解放战争中牺牲了
大渡河渡口边放着一张八仙桌，上面有一摞摞袁大头。渡船一靠岸，每个船工都到八仙桌前面拿走一摞袁大头，渡船换上新船工，战士依秩序上船，渡船向对岸驶去。
然而渡船往返一次约40分钟，要使中央红军几万人马全部摆渡过河，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
此时敌薛岳部和杨森部的追击部队，离红军都只有几天行程，如果中央红军不能迅速全部越过大渡河，非但不能实现与红4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还有被分隔在大渡河两岸，遭敌歼灭的危险。要真如此，那可真要重蹈“石达开”的覆辙了。
5月25日中午，由朱德向各军团首长发出电令，决定兵分两路，以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从安顺场继续渡河，渡河后沿大渡河东岸逆流北上；以红二师(师长陈光)、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西岸逆流北上。
红军抢占安顺场后，刘文辉命令所部袁国瑞第4旅火速赶到泸定城，第4旅的38团李全山负责防御泸定桥，杨开诚的11团负责在北岸阻击刘伯承，防止刘伯承部从北岸接近泸定桥。谢洪康第10团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11团。结果李全山团正在化林坪一带闹军饷，拖到28日才赶到泸定城。李全山团长命令士兵强迫泸定桥的工人维护队拆除桥板。个别桥板螺栓锈死，桥板拆不下来，泸定桥上还剩几十块桥板稀稀拉拉地在铁索上。
夺取泸定桥的任务赋予红1军团第2师第4团，但只给3天时间。5月28日清晨，红4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在行军途中接到命令，要求该团明天必须夺取泸定桥。红4团接到这个命令时，离次日拂晓已不足一昼夜时间，但部队距泸定桥还有240里，要完成任务是有困难的。
但红军部队在紧急动员后，士气高昂，加快了行军速度，为按时到达泸定桥来不及做饭，部队只能边走边嚼生米、喝冷水充饥。终于在29日6点多赶到了泸定桥的西岸，并顺利控制了桥的西面。
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
第4团决定组织以第2连连长廖大珠、政治指导员王海云为首的22名勇士为夺桥突击队，在全团其他部队配合下仅用2个小时就夺下泸定桥，全团仅伤亡3人，而敌守桥1个连活着逃命的只剩十多人。
至此，红军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军，争取渡河的先机，迅速渡过大渡河。
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说：“……如果他们占领了泸定桥，全军就能进入四川腹地。如若此举失败，就得循原路退回彝区，重返云南，打通向西的道路到西藏边缘上的丽江——这样就要绕行1000多里，生还的希望很小。”
红军强渡大渡河经过要图
彭德怀说：“胜利就是生命，失败必是死亡。”此战注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此战对于红军的生死存亡意义非凡。
朱德曾高度评价这一次作战的胜利，认为这是战略的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妄图“叫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罪恶计划的彻底破产！
笔者分析，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红军师出有名，石达开则不然。从表面形势上来看，两者确有相似之处。首先，两者均是一路向西长征，石达开转战12个省，行程近三万里；红军跨越11个省（赣、闽、粤、湘、桂、黔、云、川、康、甘、陕），行程两万五千里。其次，沿途都异常艰难。石达开一路征战一路失败，打不过驻城清军，只能沿着结合部和边缘地带行军，所谓：“专以出没边地。”红军也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专挑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走。最后，两者都到了同一块“死地”——大渡河，河流汹涌，地势险要。这三点应该也是蒋介石为什么拿石达开与红军作比的原因吧。但从政治上来看，红军师出有名，石达开则不然。红军长征是背负着民族大义，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北上抗日，谋求民族的独立。而石达开则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分裂主义和军事上的流寇主义。
第二、红军行动坚决果断，石达开渡河犹豫不决。红军在拿下大渡河的重要渡口安顺场后，发现渡河能力严重不足，就立即组织两路兵力夹江北上，飞夺泸定桥，以超强的毅力，坚决而果敢的行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石达开则不然，石达开率先头部队到达大渡河紫打地时，大渡河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当日令部署造船筏北渡，到天黑时已经渡过万余人，但主力尚未到达南岸与其会合，石达开恐怕已经渡河的部队被敌人分割，下令已经渡河的部队再渡回南岸，等待主力，熟料部队南渡后，连日大雨，河水暴涨。过了两天，水势稍平时清军已到达对岸，尽管期间也组织兵力强攻，但遭清军隔河炮击，太平军伤亡较大，已无力再攻。此时，太平军再想渡河已经不可能了。
第三、红军得道多助，石达开失道寡助。石达开部西征途中，所到之处随意掠取军需和兵员，和流寇也没啥太大区别。在太平军从云南进入四川后，石达开用重金买通了沿途的土司（彝族首领），遂得以长驱直入。但当太平军渡河失利，想要前往泸定和原路退却时，却遭到土司及其配合的清军一路堵截，“……翼王欲退出险阻，遣人回视隘口，土司夷兵已断千年古木塞路，并有敌兵把守……”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石达开不败是不可能的了。1935年时的彝族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军阀欺压，对汉人也抱有很深的成见。但红军到达彝区后，对彝区群众展开了广泛的宣传，用政策感召，向彝族同胞们表达友好。刘伯承总参谋长还和彝族沽基家支首领果基约达（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传为“佳话”。渡过河后，毛主席曾笑着问刘伯承：“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还是右腿呢？”众人皆哈哈一笑。最终，红军在小叶丹等人的护送下，顺利地到达并夺下了安顺场渡口。
红军和石达开大渡河之战的经历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当一个一直部队遇到绝境时，主要指挥者首先必须头脑清醒，尽快作出准确的判断；其次要多方寻求支援，备齐克难条件；最后行事要坚决果断，一旦定下决心就立即实施，不拖泥带水。只有这样才能：“守的云开见红日，拨开云雾见明月。”
参考资料：《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杨成武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战役战斗》《中国战争史》《中国历代战争史》